我是1998年8月份被分配到兰考法院工作的。报到后不到一周就被单位政工科通知准备到红庙法庭工作。政工科长告诉我说：当时的红庙法庭四位工作人员里就有两位女同志，女同志到人民法庭工作不方便，我必须接替其中一位参加工作刚一年的女同志当内勤和书记员，再说对年轻人成长有好处，也是一种锻炼……。

    做为当时单位极少数有法学本科学历的我，起初心中有点不乐意，但最后还是理解了院领导对我的下基层锻炼的安排。在庭长的热情带领下，我带着好奇心和他一起到了红庙法庭。我报道时的红庙法庭就在现在乡政府院内北侧的一座破旧老楼的二楼，办公用房是乡政府提供的，庭里工作人员只有四个，但整个二楼的七、八间房都属于法庭使用。我们一个人一个单间的同时，还可以有物品室、审判庭、休息室等公用房屋。交接完工作，我就见到了皮肤黝黑，长着一脸皱纹和灰白的短头发，粗糙大手上明显有薰黄手指的孔师傅。

    孔师傅1998年的时候已经58了，临近退休的年龄。他大名叫孔祥生，是法院的老资格。后来我们闲聊时据他讲，他来法院工作时，法院就十几个人，而且随着这些其中几个人的陆续退休和调离，慢慢的他成了院里最老资格的几个人。他自称已经历过法院的五个“皇帝”（院长）了。他曾是院里唯一的司机，法院的第一辆摩托和第一辆汽车，都是他第一个驾驶的。他脾气耿直，有点犟，后来年龄大了不开车了，又因为子女和家属都在农村，就要求到法庭来工作，一是方便照顾家庭，二是他认为在法庭呆着自由舒服，人少事少比机关好。他先是在堌阳法庭一段时间，后来因为碰到了一个让他头疼的一个当事人。这个人在堌阳法庭天天找他闹，让他不胜其烦，1997年干脆就“躲”到了红庙法庭。他的家在堌阳和红庙两个乡镇的交界处，到哪里其实远近距离都差不多。

    禁不住天天在庭里打交道，没多长时间，我们就熟悉了。或许我在他眼里是个有学历的“文化人”，他对我一直都很客气。由于年龄的原因我也很尊重他。在一起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感觉到他脾气犟的地方，相反觉得倒是很和蔼、友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个“大烟囱”，天天烟不离手，一根接着一根吸，一天得吸两盒才够。后来偶尔见他到门口小店买烟，果然是一买至少就是两条，但烟的价格却并不高。开始因为我们年龄差别大，我觉得有代沟，除了工作外，很少闲话。但有一次他一本正经的告诉我，“乔鹏，以后你得注意点形象哈，你可不象个大学生的样子啊？”

    我觉得很奇怪，我刚参加工作没有多久，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很注意，难道是什么地方做错了？他接着说“你才20多岁吧，刚毕业还没有结婚。昨天红庙西村的老李居然对着你喊老代！我觉得很是不得劲。我吧，快退休了，大家都叫我孔师傅，你年龄这么小叫你老代如何得了？咱庭里现在能被人家叫成“老啥”的好象也就我们两个人，不过你可不能和我比老啊。以后可得注意点形象，还没有结婚呢，找对象都会让人家觉得你不讲究，看起来年龄至少三十了”。

    原来是这样，我不禁莞尔，心里却觉得一暧。1998年从县城到红庙法庭工作还非常不方便，道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公交车不愿跑且少的可怜，反正我是基本上没有坐上过。不久我就发现了庭长、副庭长去红庙的方式。我于是也照葫芦画瓢，先骑着自行车到县城路口，然后把自行车挂到名为“黑豹”的农用车后尾焊接的专门挂接自行车的栏杆上，人坐在半封闭的车厢里，一路晃晃荡荡的来到红庙法庭。再把自行车从“黑豹”接下来，骑着自行车在乡里面传当事人、进行送达。基本上一天下来，都是一头一脸的黄沙。后来我实在是觉得累，就自己购买了一辆大阳90摩托车好下乡方便。可很快冬天来了，又冻得受不了，只好穿上厚厚的大衣，戴上妈妈为我专门缝制的厚厚护膝。经常冻得红黑的脸上戴着个厚厚的眼镜，灰头土脸的怎么看形象都不够帅。以致于我年少未婚，却经常被一些当事人误认为是一个已经结婚了多年的“老代”。想想当年在找相亲时，对方好象总会有人质疑我的年龄。怀疑我是不是不够诚实故意隐瞒真实年龄，让我无语甚至“气愤”。孔师傅还真是明察秋毫，一语中的。

    1998年左右在单位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只区分为干部和工人。孔师傅就是一名工人。他除了会写他的名字之外，就基本不会写其它字了。在我眼里属文盲之列。刚到法庭时，除了因年龄原因受到我的尊重外，我实在想不出他一不会写字的人在法庭能干啥？居然还被任命为“书记员”？我也是一个书记员，可我能写会画的比他这个书记员能干多了。刚开始我猜想，孔师傅大概是选择在这里赋闲养老，准备退休罢了，庭里有他无他无所谓，法庭审理案件时记录啥的也指望不上。

    庭领导对我很重视，看我悟性不错，业务上手很快，没多长时间就让我试着着手处理一些简单案件。一天，一个离婚案件的小两口被我同时传到法庭来给他们调解，可是经过我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怎么说都不行，两人在法庭里居然还吵起了架，男方还对女方拍起了桌子。恰巧庭长、副庭长都去院里开会，当天就我和孔师傅两个在。我觉得双方都很不通情理，生气之余也开始说教起了他们两个。没想到两个人对我自认为“语重心长”的话并不以为然，加上我没有调解成心情不爽，说话的口气又居高临下并不怎么让他们舒服，他们也不怎么服气，不知什么时候就突然一致对付起我来了。好汉难敌四手，一时之间我也是气愤填膺，吵闹的头晕脑胀。听到我办公室里热闹非凡的孔师傅走了进来，先是制止了这场乱七八糟的争吵，把两口子带到了他的办公室。半个小时后，调解和好，小两口从他办公室出来到我的办公室办理了撤诉手续。这个结果一时让我惊讶不已，不由得重新审视起了孔师傅来。

    我这才发现，在我眼里没有文化的孔师傅是如此的了解乡俗和如此的人情练达，他的烟除了自吸外，还有一部分主动让给了当事人，很多当事人抽着他递的烟，很愿意听他说话，我们办理的案件因此少了许多的对抗，多了一些和谐；我发现，有时当我们都下乡回来时累得啥都不想干的时候，中午回到法庭，还能吃上一顿热乎乎味道不错的面条或饭菜；我发现，当我怎么费劲打听都找不到的当事人地址，和他一起送达时突然就变得容易了，经常可以碰到他的熟人问到地址。然后我只需要很轻松的填写一下内容就可以完成送达了。很多时候我都想问他：在红庙怎么这么多的熟人？我还发现，他在庭里坐镇如同定海神针，我们都很放心和轻松，绝大多数的值夜班工作都没有让我们做，在县城的我们三个都能一块儿回家。哪天他有事请假了，我们大家会觉得很不方便，时间稍长，大家都很想念他。他来了，我们的一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渐渐地我们感觉是如此的离不开他……

    慢慢的，我和孔师傅成了忘年之交，我们搭配起来互补性强，工作的很轻松。他家里办喜事，我们庭里的同事还一起去他家祝贺过。只是我在红庙法庭工作了约半年以后，第二年就被院领导调到了单位研究室工作。我们在一起就只有这半年的时间，却建立起了很深的感情。临分别时，孔师傅对我说了依依不舍的话，我从他的眼中看到了长辈的关怀、殷切的期望和不舍的友情。

    2000年的一天，孔师傅和单位的另外一名老同志光荣退休，法院领导为他们开了退休欢送会，做为负责编发单位工作信息的我出于对老同志的尊重还专门为他们的退休写了一期工作信息，对他们的奉献予以褒扬。他好长时间不见我，我记得握手时他的两只手都有些颤抖，显出了异常的亲热。当天下午我专门到县政府街角的商店里花200块钱买了两条烟送给他，他激动的眼里有了泪水，我的心里也蓦然升起一股莫名的亲切和感动。退休后我基本上在单位没再见到过他，好象有一次单位组织体检时我在单位大门口见到了他和老伴，他那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我说要请他们吃饭他坚决不肯，我就劝他注意身体少吸烟。他笑着答应了。甚至我还想啥时不忙了去到他家看望看望他，却一直没有成行。没想到，再听到的就是在2010年他因病去世的消息，惊悉、感慨之余，深觉世事无常，我们失去了一个可敬可爱的长者。孔师傅是我到法院工作以来碰到的第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同志，谨以此文来纪念他。